坐落在五环外的皮村，是不少底层北漂在北京的家。这里住着大量月嫂、家政工、建筑工、泥瓦工。据公告牌显示，目前皮村人口近2万，90%都是外来人口。

　　“我在北京的坐标不是国贸，而是皮村，哪怕在外人看来它是脏乱差的。”小海曾是一名流水线工人，业余写了几百首诗。2016年他加入皮村文学小组，那时范雨素尚未出名，文学小组默默无闻，但小海觉得“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地方”。

　　皮村文学小组2014年成立，起初只是工友之家下面的兴趣小组之一。2017年，一篇横空出世的《我是范雨素》，让大众开始关注这个城中村里的“文学群体”。十年过去，当皮村其他看起来更有实际意义的小组渐渐不再活跃，文学小组却一直留存下来，几乎每周末都雷打不动地开文学课。

　　小组成员的作品陆续发表在《北京文学》《花城》等文学杂志上。2022年，皮村文学小组作品集《劳动者的星辰》出版

　　“云上写诗，泥里生活”，作家袁凌如此形容皮村文学小组。在小组成员中，有人挤出劳动间隙的时间写诗画画，有人身患癌症却坚持阅读，350块的出租屋里装满几大箱书，小说草稿写了20万字。

　　袁凌在皮村文学小组做了7年导师，课堂之外也经常和工友们交流。“我跟他们本身是一类人。农村出来的，北漂，劳动阶层——我哥哥嫂子都在货运部扛大包，我自己也没房没车，没有稳定的社保。”

　　在北京感到孤独的时候，袁凌常常想到皮村来，在小海工作的公益商店坐坐，或者跟其他工友一起出去干活。今年春节过后，小组成员梦雨送了袁凌一双自己绣的鞋垫。她是一名家政工，喜欢写诗、画画、跳舞，常常把自己的稿子发给袁凌看。

　　“他们非常把你当自己人，”袁凌说。2022年，他开始以工友们为群像写作新书《我的皮村兄妹》，“文学本身就是一个乌托邦，只是往往都是一个人在造这个乌托邦，而皮村有一群人。”

　　第一次去工友的家里做客，袁凌对房子的条件有些震惊。“进去以后根本转不开身，就是一个床抵在那里，没有卫生间，没有厨房，黑洞洞的。这种逼仄的生活境况，不走近他们是不了解的。”

　　袁凌曾在另一个城中村待过几年，去年他在皮村租下一间月租650块的临街房屋，没有空调暖气，公用厕所在楼道里，很脏。“我想要更真切地去感受文学小组工友们的生活条件，怎么租房子，怎么过冬天和夏天，怎么吃饭洗澡，怎么上厕所。”

　　艰苦的生活条件，工友们大多选择接受。“这边房租特别便宜，吃饭消费都实惠，经济上负担得起。”马建东是皮村戏剧小组成员，常去文学小组听课。他租的地方院子里没有洗澡的地儿。冬天他会花个10来块钱上澡堂，夏天就拿桶在院子里晒一中午，把水晒热进屋洗。碰上戏剧小组去外地演出，他就很高兴，可以在宾馆里舒舒服服洗个澡。

　　月嫂史鱼琴住在尹各庄村，与皮村一河之隔，每月租金350块。房间狭小昏暗，与邻居们共享一个院子。除了房租便宜，史鱼琴更多考量的是，住在这里方便去文学小组听课。

　　2017年，她因《我是范雨素》知道了皮村文学小组，每逢周末空闲就会来上课。那时候她住得远，有时候下课晚了，只好在皮村住旅店，一晚80块钱。对此她的丈夫很不满意，他常年卧病在床，家里只靠史鱼琴挣钱。去皮村听课两个月，她没赚什么钱，只拿回来几本书。

　　“不管我怎么样挣钱，我一直保持阅读的习惯。”不大的出租屋里堆着几大箱书，都是这些年史鱼琴陆续看完的。她爱看100年以上的书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也看过不少，还喜欢读太宰治和芥川龙之介的书。有两本书无论她搬到哪儿都会带着，一本是《红楼梦》，另一本是《百年孤独》。“喜欢文学挺好的，它让你没那么痛苦。我最痛苦的时候天天看书，看一看就觉得没事了。”

　　作为月嫂，一旦上户后史鱼琴就不能看手机，更不用谈写作。休息的时候她在手机上写，只会用一根手指一个一个字敲，写得很慢。袁凌发现，许多皮村文学小组的成员不太会用电脑，“有些人手机都不太会用，写着写着保存不下来，不见了。”

　　2020年，史鱼琴查出乳腺癌，“医生说癌细胞有转移，有可能只活几个月。”治疗期间，她才有空多听皮村文学小组的课，有意识地写作。她去年开始写的长篇，草稿已近20万字。“第一稿写完我觉得不好，就把它毁了，这是第二稿。”

　　而史鱼琴觉得，如果不写下来，100年后、200年后还有人知道他们的生活吗？“在客户家里，我们是不可能说话的，也没人喜欢听，但人活着都有表达的欲望。”

　　育儿嫂梦雨最近有一件心事。她的儿媳怀孕了，预产期在九月，到时候她要回老家照顾，这一去大概再也不能回北京了，“那个时候年龄大了就不会有人要我了。我现在的雇主还是袁凌老师介绍的，是他的学生。”

　　比起无法再回北京挣钱，更让梦雨郁闷的是，到时候再也不能去皮村文学小组了。“要是没有文学小组，我一个人在北京打工就觉得很失落，很孤独，是文学小组拯救了我。”

　　2017年，梦雨开始在皮村文学小组听课。那时候她住海淀，听完课回到雇主家已经12点。有好几次，她都是搭张慧瑜的车回去。张慧瑜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老师，也是最早来皮村文学小组上课的导师。有时候下课晚了，他就开车把住得远的工友送回去。

　　如今皮村文学小组共有四五十位导师与志愿者，包括高校教师、编辑、作家等等。每周末晚上，导师选取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与工友们讨论，也给工友们布置课后的练笔作业。“外面的老师来上课，工人们来学习。大家彼此分享，慢慢地形成了这么一个氛围。”袁凌说。

　　“那些老师都是无偿来讲课，我觉得很荣幸。上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学，现在学点东西很充实。”梦雨是文学小组的积极分子，坐地铁公交常常写东西入迷了而坐过站。“我刚开始觉得做保姆好像低人一等，文学让我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了。”

　　梦雨是她给自己起的笔名。她从小喜欢下雨，“别的孩子都是打着伞，我喜欢在雨里跑。”她还喜欢做梦，梦里那些稀奇古怪的画面，都被她用画笔记录下来。“梦雨好像是另一个身份，一个真实的我。反倒是我的真名，我不太喜欢。”

　　留给梦雨写作的时间并不多，只有雇主的孩子睡着了，或是工作全做完了才有点空闲。有时候晚上睡不着，她就爬起来画画。“我们这个工作很特殊，雇主有事的时候，本来说好休息的一天也休息不了。”袁凌记得，有次梦雨在一位雇主家里工作到休克。

　　正是和皮村文学小组的交往让袁凌意识到，“社会发展得再高端，底层依然是靠人的劳力。”但他相信，不论社会地位如何，人人都应该有机会、有权利发展自己。“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，未必就比上过大学的人少一些想法和感触。”

　　2015年冬天，小海在郑州富士康的流水线点，他和工人们一起下班，乌泱乌泱几千人涌出工厂大门，他有感而发写下诗句，“璀璨的星河下，冷幽的月色中，人群蒙面奔走，如一场深冬的雪。”

　　“那个时候打工12年了，很迷茫很痛苦。”小海说，那几年他换了四五十份工作，“没有一份能够让我看到明天的。”

　　读诗、写诗，是小海化解苦闷的方式。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，就用诗歌和自己对线年，小海背了三四百首唐诗，也写了三四百首诗，“那时候很年轻，豪情万丈。车间的生活、困顿的情绪与古典诗词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，太牛了，可以跟李白、苏轼的情感共振。”

　　小海的诗作不少都有关流水线生活，其中一首名为《把流水线写成诗》，“去感受车间窗外四季的风，让自己机械身体内，那骨髓深处工业的血和唐朝月亮一起复活。”

　　如今，小海已经离开流水线许多年，在皮村附近的二手衣物公益商店工作。工资不高，但他很满足，“如果我没有到这边的话，现在还在工厂继续愤怒，可能就已经疯掉了，所以我非常不愿意离开这里。”

　　但文学带给他的影响并非全都是正面的，小海半开玩笑地说，有点后悔自己当时光搞文学去了，耽误了恋爱，导致现在还是单身，“每年回家压力都很大，这么大年龄也没人给介绍对象了。”

　　袁凌认为，文学很难在现实层面给劳动者带去很大的改变。“对多数工友们来说，生活还是生活，还是要艰辛地劳动。范雨素成名后，也还要做钟点工来维持日常生活。如果把文学梦做得太认真的话，可能还对他们的生活有影响。”袁凌记得，皮村以前来过一个研究庄子的人，后来把老婆孩子都研究走了；还有一个文学青年写了1000多万字，老是发不出来。

　　“另一方面，文学确实给他们打开一个新天地。在他们过于卑微的人生、重复性的劳动当中，能够有一个带来一些价值感的地方。”

　　尽管如此，皮村文学小组仍然前途未卜。“明年文学小组的教室可能要拆了，租约到期了。”袁凌说，“这个乌托邦至少已经持续10年了。如果它能够在人们心中种下一个种子，那么没有这儿，还会有别的基层文学，有胡安焉、王计兵和陈年喜，江南体育官方网站劳动者文学趋势是不可扭转的。” 这正是他写下《我的皮村兄妹》这本书的起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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